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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是有吸引力的，柏林认为世界上存在多种不可通约的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人们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信念，而自由主义体系的优势就是对这些不可通约的信念的承诺，然而自由主义的这些承诺并不都是足够有说服力的，一种对多种信念的自由主义的承诺是权宜之计，借用威廉姆斯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因为价值多元论的冲突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这种冲突在现实的政治上就是权力之间的冲突，而权宜之计的自由主义就是从这种现实政治的角力中诞生，这种自由主义是没有稳定性的，因为一旦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对价值和观念的宽容可能就不见了，比如阿富汗政权的来回更替。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讲义》中曾经表达过，一个政治哲学家的著作回应的是当时的时代的急迫问题，而霍布斯的急迫问题就是英国内战的混乱状态，国会和保皇派的斗争使得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权就是霍布斯理论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霍布斯达到了这种目的，但是只是局限在他所订立的多种假设之内达到了这种目的。

诺齐克和罗尔斯都被称为 “新” 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可是他们的 “新” 却共享着一些基本观念，但理论方向却根本不同，两人共享的是康德式的人是目的学说，可是罗尔斯处于实质平等的一边，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平等，而诺齐克却处于形式平等的一边，被称作自由至上主义，就其原因而言，是诺齐克认为人对自我的拥有权，构成了人对自身财产的绝对所有权，故而任何再分配在诺齐克的理论中都是不能实施的，进而国家只能充作保护人们人身、财产和自由的 minimal state，却不能拥有更多的职能。

政治哲学不能忽略政治现实，要必须能够致力于回答现实，在《正义论》酝酿的 1960 年代，美国社会正出现激烈的少数族群要求平权的社会氛围之中，对实质性平等的要求使得古典自由主义愈来愈不能应对社会的挑战，自由主义变成过时和肤浅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正义论》试图通过严谨、细密的论证来回答 “自由和平等长时间的紧张关系” 的问题。

柏林认为人生的目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关于 **契约问题乃至于政治理论问题的来源**，如果没有人生目的的问题，很显然人类就不会有关于人类应该往何处而去的争论。并且，一旦人类的终极目的被确立下来，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技术问题，也就是说，关于如何达成目的的问题是依靠专家和职业人员来研究和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