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

柏林认为人生的目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关于 契约问题乃至于政治理论问题的来源，如果没有人生目的的问题，很显然人类就不会有关于人类应该往何处而去的争论。并且，一旦人类的终极目的被确立下来，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技术问题，也就是说，关于如何达成目的的问题是依靠专家和职业人员来研究和执行的。
然而鉴于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目的仍然没有确立下来，所有的关于终极目的的学说就仍然需要留到辩论场之上，柏林认为这种没有确立终极目的的状态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一个教授哲学家的观念可以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一场惨烈的战争，因此，我们就必须能够了解这样的观念造成的冲突和战争，柏林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一场就是 强制和服从的问题，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答：
1. 我为什么要服从别人？
2. 我为什么不能按照我喜欢的方式生活？
3. 我必须服从么？
4. 如果不服从，我会不会受到强制？
5. 谁能强制我？强制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名义强制？
普遍认为，对一个人的强制就是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由本身并非是一个足够清晰的词语，或者说，自由很模糊，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涵只列举就有 200 多种，但是柏林认为，他想探讨的两个意涵，也是自由的两个最重要的意涵是：
1. 消极自由，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人能够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受别人的干涉。。
2. 积极自由，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人，能够有权干涉或者决定，某人能够做某事、成为某种人。
两种自由都是同等重要的终极价值，两种自由都可能得到滥用，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接近自由的原始含义。

消极自由

如果没有人或者群体能够干涉我的行动，那么在我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就是自由的。于是，政治自由就是一个人能够不受他人的阻挠而径自行动的范围。也就是说，如果我本来是能够做某事的，但是却被别人防止我去做某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
但是这样的不自由并不能扩展到非“蓄意”的范围，比如说，人没有办法跨过三米高的障碍，比如说，因为黑格尔作品的晦涩导致我无法了解黑格尔的作品等等，在这些领域中，人虽然遇到了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并不是蓄意的阻碍我不能达成某事，因此并非是阻碍了我的自由，因此，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在我本可自由行动的范围内，蓄意的对我横加干涉，使我无法达到自身的目的，这毫无疑问的就是干涉我的自由。
因此，如果在政治上某些人的穷困导致他甚至没有办法投票，比如没钱去投票站，那么很显然这就是缺乏政治自由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是我能去投票，但是前一天正好生了病，因此没去参加投票，那么这就不是缺乏政治自由。因此，人们是否被奴役，就在于人的希望是否被别人有意或者无意的干涉，因而使得我的愿望不能实现。其中“无意”是值得讨论的，因为无意代表的有可能是不小心和疏忽，也可能代表的是有义务承担，但是没有做。
因此，消极自由当然不是指的是漫无边际的为所欲为，这是野蛮人的状态，漫无边际就意味着其他人能够随意的干扰别人的自由，这样的随意无疑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因此强者能够奴役弱者，弱者也能够联合起来战胜强者，于是，需要建立社会契约，去规定一种基本的自由，来终结这种混乱状态，这种自由使得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不能任意的伤害对方，保持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并且正是因为这种相对和谐和自由的状态，人类才能从精疲力尽的争斗中抽身，从而专注于自身的目的。
但是正是对这种基本自由的规定，或者说对 群己权界 的问题的讨论，争论不休，个人需要一种自由，来保证自身能够追求自身的个人人格和生活目标，而社会也需要至少实施一些强制权力，使得人们不能随意的干涉和伤害别人，保持人们作为社会联合体的形态而不至于堕落回原始的争斗中，于是，不同的哲学家对此就有不同的解释。
而柏林认为，西方自由主义者之所以会感到良心的不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多数人的自由因为少数人的自由而被牺牲，因此，一方面对自由主义需要进行捍卫，另一方面却不能对多数人的自由被牺牲而熟视无睹，这种自由和平等的紧张状态延续到了今日，于是，如果个人的自由，也就是个人拥有一个不能被干涉的领域，那么任何人的这种领域都不能被别人剥夺，少数人不能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自由需要平等。
对个人和社会之间自由界限的问题，比如洛克和密尔，他们相信社会的和谐和进步，与一个人保留的不容国家和社会来干涉的领域是相融的。但是霍布斯，则认为为了避免人类的自相残杀，则要建立一个绝对主权者，来保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但是霍布斯也认同，人对自己生命权力的主宰是绝对的，主权者如果想侵犯生命权，人能够施以反抗。
柏林认为不论是康斯坦还是密尔，都订立了一些绝对不容侵犯的自由领域，并且给出了自身的理由，比如密尔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还有个性自由，违背这些自由是对人性本质的贬损，但是对于这种不容侵犯的自由的边界问题，柏林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争论不休。 因此， 无论是这些界限来自于效用主义的原则，还是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原则，还是社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些权利都适用一个基本的，不会更高的——“免于……的自由。” 其边界本身当然是变动不居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权力强制某人做某事，但是这种强制必须是在个人自由的边界之外的，这种强制也是必要的，其正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也是必要的，其正是为了保证每个人能够追求自身的目的。

密尔的自由概念

密尔诉求的效用主义观念让她认为，个人自由是如此的重要，除非让人们按照自身的个性去生活，否则文明就不会进步，真理也就不会显现，人类的原创力也就不会出现，社会会被平庸压制，会造成性格扭曲、心地偏狭和才能萎缩的社会。
因此，柏林认为密尔实际上混淆了两个清楚分明的自由概念：
1. 强制行为遏制了人们的欲望，因此是不好的。
2. 不干涉因为不遏制人类的欲望，因而是好的。
3. 人们应该设法去发现真理，即使结果是错误的，但也对发现真理做出了贡献。自由就是真理最好的土壤。
但是柏林强调，在一些纪律严明的社群中，并不需要绝对的个人自由也能做到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对真理的喜好，因此，如果这样的反驳是切实的，那么密尔的个人自由的根基的人类进步就无法很好的捍卫自身了。也就是说，人类进步不一定需要的是个人自由。
并且，密尔诉求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晚出的概念，柏林认为密尔的自由概念实际上体现的是高度文明的表征。
进一步的，柏林认为密尔诉求的消极自由的概念实际上是无法和专制政体和自治的政体是无法相容的，因为，正如休谟说过的，凡事可以想象的，就都是可能的，我们能够想象一个民主社会中，一种个人自由被剥夺，比如堕胎权，我们也能够想象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中，君主给予了社会极大的自由权，比如某个时期的英国。因此，个人自由和民主统治之间没有必要的关联，进一步的，柏林认为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对比的问题，同样也没有多大的关联，从逻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因为积极自由的问题是，谁能干涉我，谁能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民主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联，远比双方的拥护者认为的那种关系还要稀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己治理自己的欲望，实际上要早于一个能够自由行动的范围的欲望，但是他们的区别实际上是非常的大的，柏林认为这种区别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各种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因为那些相信消极自由概念的信徒，有时候不过认为积极自由是绝对暴政的包装而已，而积极自由认为，自由去做什么的自由，也就是 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

积极自由

“自由”这个概念来自于“个人想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欲望，
也就是说，我的生活和我的选择能够由我自己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面的力量。我是自己的主体，不是其他人行为的对象，并且我希望我的行为都能出自我的理性，自己决定、自我导向，自己设定目标和决策，并且自己实现它们。
柏林认为，积极自由要求的是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而消极自由要求的是别人不妨碍我的自由，从表象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积极和消极好像只是不同事情的不同描绘的方式，但是在历史上，积极的自由观和消极的自由观，却在实然的逻辑上朝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自主”的这个概念，柏林认为我们需要先搞清楚，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因为“我是自己的主人”意味着“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然而“自主”是不是仅仅代表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可能是自己的奴隶，我可能是自己的欲望的奴隶，比如，柏拉图和黑格尔认为：
1. 我是不是自然的奴隶？
2. 我是不是激情的奴隶？
3. 还有政治和法律上的奴隶？道德和精神上的奴隶？
人类似乎区分了两个自我，一个是理性的自律的自我，另一个则是较低层次的欲望的和冲动激情的自我，柏林认为，理性的自我被视作更加广泛的东西，这种自主的、理想的、自律的自我被视作人类的真正自我，这种人类的真正自我将集体的、有机的和独一无二的意志强加到其成员之上，迫使他们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由（卢梭）。
柏林认为有些人将这种“集体的、有机的意志”视作人类真正的自由，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使用正义和大众福利的名义来为这种真正的自由辩护，这是因为 人们同意为了正义和大众的健康，可以为某些强制来辩护，因为如果民众民智未开，那么人们就是盲目的、腐化的和无知的，于是，就会很容易为了用为了民众自身的情况而从事强制。柏林认为， 这本质上是在宣称，我比民众更懂他们自己，更知道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民众是矇昧的和愚蠢的。我有必要帮助民众找到他们真实的自我。
从哲学的角度，是人们的真实自我被可怜的经验性的自我埋没了，因此，以 真实自我之名，就能代表这个真实自我去压迫、欺凌和折磨人的经验自我。柏林认为，假设 X 拥有一种人格和 X 拥有的一种经验人格之间并不能相等，并且，对一种经验人格做先验的假设是一种可怕的行为，这种行为假设 自我实现 是政治理论的核心，这种政治理论替所有人选择了 自我实现 作为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当我无法自我实现的时候，政治力量能够帮我自我实现，帮助我实现自身不知道的好处，但是如果对我是好的，而不论我是否同意就强制我去做什么，那么我就是被奴役，但是如果是我本身的意志要求我这么做，不论我这么做到底有多蠢、别人多么强烈的反对，但是我仍然是自由的，并且是真正的自由。
柏林认为不仅仅是积极自由能够被塑造成超验的真实自我，而消极自由也能够被塑造成这样的先验自我，比如，不准别人干涉的自我，这样的自我在柏林看来已经成为了 非真实的自我，其本身在追求一些经验自我不能追求的理想目的。 因此，无论是积极的自由概念和消极的自由概念，都暗中蕴含了自我的分裂，人类人格在此一分为二，的一个是先验的自我，另一个就是经验的激情和欲望自我。对先验自我的定义，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的，都会被政治力量来操控，并且对先验自我的目的，则能够以定义者的意愿来操控。

退隐于内心的碉堡中

一个人是内心和理智的拥有者，人们自己选择自己的目标，构建自己的行动，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完全的掌控自己的人生，当人们发现自己受到了阻碍，可能是：
1. 自然的法则阻碍。
2. 偶发的事件。
3. 人类制度的边界影响。
这些力量都使得一个人不能实现自身的目标，于是人类就必须能够从自己不能实现的目标中解放出来，人们可以放弃这些目标，也可以降低这些目标，为了保证自身的目的王国，人类必须能够缩小王国的疆域，一开始人类选择的权力、幸福、知识等等特定的东西，当人类无法实现的时候，就开始选择避免失败和枉费精力，因此，人类决定不去追求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柏林认为这是人类欲望的战略性的撤退，人类这时退入了一个内在的碉堡中。这就是禁欲主义者、斯多葛学派、佛教徒们试图追寻的自我解脱，他们通过疏离来避开社会和舆论的枷锁，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自我转变”，这样的转变使得他们不再介意世俗的价值，而能够维持自身的孤立，任何政治孤立主义、经济独立政策，任何一种形式的“自主”的实然政策，都带有的是这种态度。其退隐到自身的意识形态、自身的计划经济、自身特意营造的孤立的领域之中，在这其中，不必听别人的讲话，不用遵循任何人的标准，这确实是一种追寻安全的方式，也是一种追求国家独立和经济独立的方式。
康德并不认为人要消灭欲望，他认为自由是对欲望的控制，如果我能够遵守自身理性为自身订立的法律，也就是自律，那么我就能保持一种自由的状态，而如果一个人只是遵守外部的习俗和规则，那么就是他律的，因而就受到了外部的奴役而不是自由的。从这个角度，那么无论一个人的选择有多糟糕，但是这都是他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而天下最坏的事情，就是不把人当作主体的自由人，而把人类视作受到因果影响的自然物件，人类的统治者能够根据这种因果关系来实现统治，对人这样的操控，就是将人视作不能自我做主的生灵。 因此，为所有人订立一个目标，并且强迫所有人按照这个目标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家长保护主义”是最坏的专制主义，因为这样并不是将所有人当作人，而是当作可以被塑造的批量的产品，这样的产品能够根据统治者的目的来塑造。 人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凡是玩弄人类、诱惑人类，从而违反人类的意志，按照自身的模式塑造人类，所有的这样的控制，都是在否定“人之为人”，否定人的价值。
柏林认为，康德的先验自我，使用理性生活的概念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因而个体不再追寻和上帝的结合：个人唯一的选择就是追求理智的指引，受到理智的支配，绝对不依赖任何非理性的本性。 柏林认为这看起来虽然是一条伦理学的信条，然而却真实的产生了政治影响，一个人追求正义、公平和幸福，当这样的诸多路径都被封住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都会退回到自身内心的诱惑，比如希腊的民主政体崩溃之后崛起的马其顿专制政权，斯多葛学派追求的疏离就不无此原因。柏林称之为一种“内在移民”，本质上就是，迫使那些珍视有尊严的生活的人，对自身无法获得的欲求，训练自身，不去欲求。欲望一旦被消除，就等于欲望得到了满足。
因此，消极自由 的定义不能是为所欲为，因为只要一个拥有者强大武器的暴君，设法“制约”了其国民。使得国民丧失了自身的欲望，从而能够去拥抱他们发明的那一系列的生活方式，这样国民们因为自身不再去追求自身的欲望，因此无疑也是一种“为所欲为”，这样的国民在这种定义上也是一种自由。这也就是为什么，禁欲式的苦修，或许能够是正直、宁静和精神力量的来源，然而这本质上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因此，到最后人类会缩进狭小的空间里，直至把自身灭绝。

自我实现

当消极自由的概念导致人类的退缩，因而人们开始选择积极自由的概念，这些人认为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批判性的理智，也就是去了解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偶然的，数学的真理，除了最简单的数学真理，都是我心灵自由的障碍，但是一旦我了解了这些复杂的符号和公设的内容，也就是明白了数学的公理，那么他们就不再是能够强加到我身上的外物了，这种必然性就成为了我本身理性活动产生的自由地想要求取的东西。
这样的模式能够应用到其他领域么？从斯宾诺莎一直到黑格尔似乎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类要“勇于面对知识”，因此只要一个人拥有理性，就能将学习到的东西纳入一个人的理性中，并且因为这种理性而行动，这就是理性的必然。但是，一旦这些非数学知识的，编造的，非必然性的被我们纳入理性，那么我们的行事就变成愚昧的、狂悖的，我们被一种其他的东西主宰了，就是他律的。
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理解世界就是获得自由”，他们相信人要理解人和社会之间的彼此交互，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制度、信仰等等专制，这些东西奴役了我们，我们只有对分析他们，理解他们，然后才能排除他们，否则我们就只是被自己创造的恶灵所奴役了，因此我们就必须能够理解他们，进而能够行动，祛除这些恶魔，从而我就是闲了自身的自由。
因此，柏林认为积极自由的形而上学的核心其实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不管是我发明的还是其他人发现的，但是只要我理解并且能够接受，用这种规则来执行我的行动，那么我就是自由的。 因而，积极自由的自由并不是指代的是一种没有无碍领域，或者是一个没有事物能够阻碍我的真空领域，而是自我控制的概念，我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性，根据理性的原则，选择我想做的事情，并对此负责。

自由的扭曲和滥用

柏林认为两种自由都是同等重要的终极价值，并且两种自由都很有可能被滥用，但是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有欺骗性，而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能够为自由的原初含义辩护。
柏林认为两种自由在原则并没有高下之分，在历史和道德的意义上，两种自由都是人类最为深刻的利益，两种自由必须要在具体形态被考虑，因为两种自由的关系可能是冲突的、相容的或者互补的，甚至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两种自由都可能被滥用，其中积极自由一旦被滥用，其危害就会更具有伪装性和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积极的自由概念能够被转换成其反对面，也就是专制，却还能够使用积极自由的有利条件，而对消极自由本身的危害则是社会不间断一直从事的事情，因此，对积极自由的背离常规，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
积极自由之所以能够被柏林主要批判，是因为积极自由能够保存有“自由”的纯真名号的同时，并且以自由之名为恶，而消极自由造成的危害则没有那么强的欺骗性。而积极之所以被滥用的原因是因为，一种政治性的理论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抽象性质的建构，而这其中总是蕴含着强烈的风险，理论的建构依赖于人类的实然性的生活经验，但是如果抽象的过程不慎脱离了人类的经验，并且背离或者甚至扭曲了经验世界，那么很可能的，就造成了经验和先验的背反，人类世界就被分离成两个形态——建构中的形态和实然的经验世界形态。
一个人能够实现某件事情，没有外部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干涉，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处在消极自由的行动领域内。然而，在积极自由看来，仍需要对这种欲求进行分析，去查看这种欲求到底是来自于“理性、自律”的自我，还是来自于激情和欲望的自我，积极自由诉求的是做自我的主人，其中的“主人”就是理性、自律的自我，积极自由认为人们要能够通过自己订立的“规则”来行动，并且只有这样行动才能够达成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我也就是真正的自我。
这种“理性、自律”的自我概念在康德那里就表现为一种先验自我，在人的形态中指出一种先验自我，在柏林看来就意味着一种人格的分裂，并且当这样的真实自我被政治力量所利用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集体的真实自我”，政治力量这时就为人类订立了目的，它希望人类能够用这种“集体的真实自我”来指导人类的生活，而不论人的“经验性自我”的欲求，比如卢梭的“公意”，这时“积极自由”就可以合理的被强制的加诸于真正真实的人们身上，变成了政治力量随意操控的玩偶。
同样的，消极自由也能够变成这样的抽象，消极自由被抽象成一种“低级的自我”的概念，这样的抽象不仅仅使得人们的自我割裂，并且给予了“自主性的自我”来压制和控制“低级自我的理由”。
这种积极自由的“先验自我”在历史上出现过，并且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1. 首先是“内在移民的形式”，在柏林看来，由于真正的自由在现实中的步步维艰，于是就转向到“退回内心的城堡”的疏离模式，比如斯多葛主义和佛教，他们都希冀能够消灭自身的欲望从而实现一种自由。这种积极自由并非是积极的去做，而是积极的消灭欲望。
2. 积极自由的第二种形态就是将“真正的自我”等同于集体的“大我”，也就是有一个超越所有个人的集体，比如公意，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和这样的国家意志和集体意志的同一，这些人就以真实之名来代表这种自我，并且去强制个体服从。
而消极自由的含义因为也变成了抽象的先验概念，消极自由因为想要免于外部的干涉，于是也采取退守回到内心城堡的方式来摆脱外部的干涉。
但是主要讨论积极自由也并不意味着柏林为消极自由背书，柏林认为消极自由也有可能被极端的滥用：
1. 比如暴君能够让国民享受广泛的个人自由，将他的社会塑造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鼓励不平等和强力，从而产生了最大的社会之恶。
2. 并且消极自由也并非是每个人的第一需要，柏林认为对于衣不遮体和目不识丁的人们，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医疗和足够的帮助以及教育。
3. 消极自由的滥用可能会导致自由权利本身，进而危及民主制度，柏林认为那种“无拘束的自由放任”不仅仅是对自由的压迫，而且违背了基本人权。

自由的原初含义

柏林认为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能代表自由的原初含义，柏林因此更支持消极自由。因为，柏林认为“自由”概念是人类真实生活每日都需要用到的最重要的概念，因此，“自由”需要和真实世界接轨，最大限度的能够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柏林认为摆脱强制在描述的意义上就是人类一种最真切和原初的人性愿望，在规范的意义上其直接关涉到个人尊严的基本价值。
柏林认为自由并非是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甚至也不是最优先的价值，但是人类对自身幸福生活的追求却需要人类能够拥有一种非强制的保障，因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来过自身想要的理想生活，是每个人最根本的价值。